可能性的艺术笔记

序言 可能性的艺术：通过比较理解政治

• 我并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米兰达警告”，只觉得脑袋里“咯噔”一声，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三观碎了一地”——这个人是犯罪嫌疑人，居然还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沉默居然还可以是一种权利？一个人做了错事，难道不应该老实交代吗？就算你没做错事，你交代清楚不就得了吗？但是，不，至少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让人自证其罪是不人道的，他们担心这种“坦白从宽”的观念会造成或者恶化刑讯逼供，他们认为在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弱小的被逮捕的个体之间应该有一个作为缓冲力量的第三方，也就是律师。

• commitment），使得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产安全感，产生了投资、生产、创新的动力，最终触发了工业革命。这种看法被称为“制度主义”，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经济学家都是制度主义者。

• 举个例子。菲律宾在1946年刚独立的时候，它的宪法和美国宪法非常像。原因是，在那之前，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所以它的宪法是在美国的指导下制定的。但是，结果大家都知道，菲律宾后来的发展，无论是民主制度，还是经济发展，都不像是美国，离发达国家都很遥远。所以，同样的宪法，“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 所以，虽然政治非常重要，但是政治也是有限的。一个社科学者如果没有这种专业谦卑，就容易成为井底之蛙。理解政治，有时候恰恰要从政治之外着手。只有通过研究政治与其他因素的“化学反应”，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世界政治的多样性。也正是因为“政治在社会中”，因为“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所以研究比较政治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配方，也不可能找到这样一个政治配方。

• 很遗憾地告诉大家，社会科学的思考，包括政治学的思考，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没有那个 punchline 。社会科学的思考就像是开车，需要时刻警觉，时刻观察路况，并根据路况随时调整速度和方向。一刹那间的走神，就可能导致车毁人亡。这听上去的确很累，但也是唯一安全的做法。世界是复杂的，但又不是随机的，知识也应当如此。求知的道路，意味着永恒的疲倦以及偶尔的惊喜。

第一章 全球视野

政治比较的维度

• 所以，衡量政治发展，应该是两个尺度，一个是衡量民主问责，一个是衡量国家能力，二者缺一不可。如果用一个比喻，或许可以说，国家能力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发动机，而民主问责则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方向盘。没有良好的发动机，一辆车根本跑不起来，方向再正确也没有用，它只能在原地打转，但是光有很厉害的发动机，一路狂奔，越跑越快，根本不听民众指路，最后也很有可能开到悬崖底下去。

和平的“爆发”：一个黄金时代？

• 再来看另外一个指标，战争死亡人数。这方面，学者平克（StevenPinker）做出了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事实上，他专门写了一本书来告诉我们“世界正在变得更好”。这本书可能很多人都读过，叫《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这可能也是21世纪最重要的书之一。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词，叫作“政治性抑郁”，这本书可以说专治各种“政治性抑郁”。反正每次翻这本书，我整个人就都变好了，连血糖、血脂都刷刷下降了。

• 你可能会说，啊，阿富汗已经这么惨了，居然以前更惨？是的，阿富汗人民以前真的更惨。我们之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天生更关注现实而不是历史，而且我们习惯于用理想而不是过去来衡量当下。

• 这些声音的初衷可能充满善意，但是，衡量现实不能仅仅以理想为尺度，而且要以历史为尺度，因为摧毁进步的不仅仅可能是所谓的保守势力，而且也可能是对完美乌托邦的迷恋。用英语中的一个常用句来说就是：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

天下与我：国际格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 霸权国家当然历史上常常有，自由国家在当今也不少见，但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同时是霸权国家，是历史上非常难得的组合。

• 美国不要再自作多情了，很多国家根本不想要西式的自由民主，他们想要的是民族自豪感，是宗教归属感，是文明的认同，你非要塞给人家你的自由主义，结果就是打打打，何苦要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全球化的经济后果

• 这个看法的逻辑是这样的：经济全球化虽然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给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带来了大发展，却牺牲了西方国家的蓝领工人，尤其是制造业工人。为什么？因为很多工作都跑到发展中国家去了，就算是留在发达国家的工作，工资也被压低了。这些被经济全球化抛弃的人一气之下动员起来，把右翼政治家选上了台。

• 所以，在美国蓝领工人眼里，他们花了一两百年斗争换来的工人权益——最低工资、最高工时、休假补助、医疗保障、集体谈判权……这些东西在全球化形成的连通器面前，突然变得没有意义了。全球化一个浪头就把他们打回了“丛林世界”。有研究显示，过去40年左右，美国蓝领阶层的真实工资水平，也就是扣除了通货膨胀之后的工资水平，没有变化。如果经济没有发展，那么真实工资不变也就认了，问题是，这恰恰是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只不过CEO们财富爆炸性增长，白领阶层也与有荣焉，只有蓝领工人成为“没有赶上火车的人”。还有研究发现，21世纪以来，教育水平低的白人男子，也就是白人蓝领阶层，是美国唯一自杀率在显著上升的群体。或许，只有放在全球化冲击的背景下，这个奇怪而令人悲伤的现象才能得到解释。

•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政府在经济中保持重大角色，经济保持相当的国有成分，本来就是中国特色，这就是我们的经济模式，为什么一定要按你们的模式来下棋？

• 何以如此？根据罗德里克的说法，如果想要全球化和主权国家，就很难兼顾民众问责——问责政治捆住政府手脚，使政府很难大刀阔斧地行动，营造竞争性的投资环境；如果想要主权国家和民众问责，那老百姓可能就会选择关起门来，减少竞争压力，不搞全球化；如果想要全球化和问责制，那就得全球各国一起决定税率、工资水平、知识产权政策、汇率政策等，免得资本家到处寻找税收洼地、劳工权利洼地，但是，那样的话，就得放弃国家主权。因为哪一个都很难放弃，所以就构成了一个“三难困境”。

为什么瑞典也如此排外？全球化与文化反弹

• 毕竟，人不仅仅是理性的动物，也是认同的动物，他者越有可能吞没“我们”，就越需要强化甚至想象集体的“我们”来抵御他者。像塔利班这样的极端政权，干脆禁止西方音乐、电影，以这种方式来守卫他们心目中的伊斯兰文化。
•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很多瑞典人慌了。他们发现，瑞典正在从一个“和谐社会”变成一个“二元社会”——两边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穿着不同的衣服，信着不同的宗教，生活在不同的阶层。而且，由于不同族群的人口出生率不同，那个陌生的世界似乎会越来越大，而他们传统的世界似乎在缩小。根据皮尤中心的一个温和估算，2050年穆斯林将占瑞典人口的21%。30年后是21%，100年、200年后呢？应该说，一些瑞典人担心自己的传统文化被伊斯兰化也不完全是没有根据的。
• 有研究指出，“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模式之所以出现于北欧，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同质性的人口结构 —— 正是因为彼此文化、语言、宗教接近，才产生了深厚的社会信任，使得人们愿意交出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扶助那些穷困潦倒者，一旦社会“二元化”，人们不再把彼此看作兄弟姐妹，他们还愿不愿意交同样高的税收、进行同样程度的财富转移，就变成一个问号了。

第二章 政治转型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 而民主政治作为一种“可重复博弈”，理论上本不必你死我活。但问题在于，由于威权体制下的文化遗产，转型国家中的很多政治力量，都愣是把一个“可重复游戏”玩成了“一次性游戏”。这次我赢了？太好了，我得把这次的胜利果实转化为永久的胜利果实，这就是袁世凯的做法。这次我输了？不可能，这不是真的，我要二次革命。这就是国民党的做法。于是，一个本可以是“风水轮流转”的故事，又变成了一个“你死我活”的故事。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崩溃历程，尽管细节不同，逻辑却往往相似，它们往往都有自己的袁世凯和国民党，自己走向脱轨的辛亥革命。
• 过去两三百年，启蒙运动所创造的“主权在民”观念，像一匹巨大的马，把世界从走了几千年的既有道路上拽出来，往另一个方向拉去。起先可能举步维艰，因为任何新制度的启动都非常艰难，所以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都更加缓慢、更加颠簸，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加速，随着观念传播的加速，尤其是随着早发民主国家的民主稳固，这匹马越跑越快，最终出现了壮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法国往事：转型浪潮中的第一艘泰坦尼克号

• 到了革命的高峰期，针对教会的“破四旧”轰轰烈烈地展开，教堂里的十字架被砸掉，含有圣徒名字的街名地名被更换，巴黎圣母院则干脆改名“理性殿堂”。可以说，革命自身成为一种新的宗教。
• 在任何国家，面对民众，恶都是很难被推销的。打压异己、剥夺自由是一种恶，直接推销它很难奏效，但是，当恶与善捆绑出现，人们却有可能为它慷慨解囊

印度：民主为什么“不管用”？

• 其实，很多国家历史上都有过类似的“职业世袭身份制”，像在英文世界里，叫Smith的就是铁匠出身，叫Miller的就是磨坊主出身。中国某些历史阶段也有过类似的制度安排，比如明朝就有军籍、匠籍、灶籍等职业身份。但是，在其他国家，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这种制度就慢慢瓦解了。可是在印度，这种“职业身份制”却非常顽固。为什么呢？因为它被写进了宗教文本，内嵌于印度教，被神圣化了，所以打破它格外困难。我读到过一个报道，说一个新德里大学教授去喝茶，服务员还是会问他：“你是什么种姓？”当他说出自己是达利特人时，对方告诉他：“那麻烦你喝完茶自己洗杯子。”所以，即使这个人已经身为教授了，在高种姓的人看来，你碰过的东西，我还是不能碰。

第三章 国家建构

什么是国家？从墨西哥的毒贩集团说起

• 我们当代人，尤其是中国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体系中生活了很久，容易忘记这种艰难。事实是，人类花了几千年才慢慢实现了权力的相对集中，目前 200 个左右的国家数量就是这种“相对集中性”的体现，因为如果是停留在部落社会，那么这个数字就不会是 200 个，而可能是 2000 个甚至 20,000 个了。

国家能力从何而来？战争

• 因此，一个悲剧性的历史观察是：国家建构就像是买房，残酷的暴力冲突则像是付款，你可以选择大额首付，也可以选择大额尾款，或者漫长的分期付款，但是你却无法逃避付款。当然，历史是历史，生活在资源越来越丰富、文明越来越进步的当代，我们仍然希望，对于抵达政治秩序，人类能找到比相互杀戮更聪明的方式。

美国：国家建构的另类道路

• 但是，其实，放在美国的“反国家主义”传统下，这一点或许又不是那么难以理解。毕竟，美国这个国家的优势从来不是国家能力，而是个体创造性和社会活力，是乔布斯和马斯克，是爱迪生和迈克尔 · 杰克逊。碰到需要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除非是极大的危机来临，它往往团结不起来，经常是特别迟缓和笨拙，不同层级和部门之间打来打去、互相拆台。可以说，美国这个国家，由于对国家权力的极度警觉，导致了一种“制度化的混乱”。

•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比悲惨更可怕的，是不为人知的悲惨。一旦有了信息的开放和流通，社会就有了推动变化的杠杆。

• 固然，罗斯福个人的理念，对于联邦政府的角色改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罗斯福政府之所以能够成立这么多机构，大刀阔斧地做这么多事，根本而言，是因为他背后有汹涌的民意。罗斯福新政有多受欢迎呢？这从 1936 年罗斯福竞选连任时的得票率就可以看出。当年的总统选举，罗斯福得到的选举人团票是 523 张，其对手只有可怜的 8 张。

• 从美国国家能力的巨变来看，我们发现了一条不同的国家建构道路，它的核心动力不是密集的战争或者发达的文官制，而是社会运动。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通过街头的、媒体的、工会的、校园里的声音改变了政府的角色，改变了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乃至改变了美国社会的“国家观”。

第四章 政治文化

韩国电影中的革命：观念的水位与制度的变迁

• 具体到韩国当年，学生们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程去与威权政府抗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那种把政治权利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根据这种价值体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你观察电影里那些示威者喊的口号，不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至少主要不是具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工资、养老金、物价、就业、住房，等等，而是什么？民主权利本身。
• 《辩护人》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本来唯利是图的税务律师，因为一个朋友的儿子被刑讯逼供，最终走上了“反抗者”的道路。《出租车司机》里的那个司机，《1987》里那个清纯的女学生，《华丽的假期》里面的女护士……也都是本来完全不关心政治，但是，因为不堪忍受国家暴力而加入抗争。这些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让他们慢慢意识到，除非权力结构改变，这些不对是不能被系统纠正的
• 但是，到最后，我发现，这种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你会发现，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过去，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从水底浮现。它熠熠的光芒，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

何为民主文化？泰国困局

• 从泰国当代极简史可以看出，我们可以批评泰国政治和社会中的种种问题，但是唯独不能批评泰国民众没有政治参与精神。2005—2015年这10年左右，泰国人民简直是无时无刻地在进行政治参与，黄衫军、红衫军，你方唱罢我登场，街头运动成为一个永不落幕的剧场。

• 问题恰恰出在泰国人太有政治参与精神了，让民主的街头逻辑碾压了民主的选票逻辑。没有边界感和节制感的政治参与，让泰国的民主每次都是刚刚被建立，就又被推翻。过度的政治热情、过高的政治要价、过于急迫的政治通牒以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战斗精神，每每让泰国的新生民主不堪重负，走向崩溃。

恶真的平庸吗？暴民考古学

• 角色 A ，只是负责登记犹太人的信息；角色 B ，只是依法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角色 C ，只是负责把犹太人送上火车；角色 D ，只是集中营的保安 …… 甚至，角色 Z ，可能什么也没有干，只是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把头转了过去。但是，如果这些艾希曼们能够跳出自己的身份碎片、跳出“此时此刻”，从一个更高、更大的图景去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会发现，是的，“我”，作为一个个体，的确没有杀人，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集体，却杀了无数人。

• 事实上，在我看过的所有纳粹历史记录中，几乎所有的纳粹分子都觉得自己很冤，在他们看来，我只是一万分之一，做了0.001%的恶，你们却把我当作100%的恶棍来审判，这也太不公平了。殊不知，他可能对每一个受害者的死只需要负0.001%的责任，但是他要对几百万个人的0.001%负责，即使从数学上来说，他手上所沾染的鲜血也是无数生命了。

• 在法庭辩护中，艾希曼不断强调自己只是个政策的执行者，却不谈论他如何把自己放到执行人的位置上去，这显然是避重就轻。这就像一个醉汉不断宣称，自己因为别人劝酒而喝醉了，却不提及是自己主动走到“别人的”酒席中去。艾希曼的恶，不仅仅是“平庸之恶”，而恰恰是“不甘平庸之恶”。

文明的冲突：一个过时的预言？

一种常见的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就是以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去否认一个文化总体的价值倾向性。比如，如果我说，中国人倾向于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可能立刻有人会说，“我就认识谁谁谁，他完全没有民族主义观念”；或者如果我说，穆斯林世界对同性恋更缺乏宽容，可能立刻有人会说，“我就认识哪个哪个穆斯林，他们完全能够接受同性恋婚姻”。显然，我相信，每个文化内部都会有多元的声音，但是，我理解的文化差异，不是指每个文化铁板一块、万众一心，而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每个文化圈的“平均观念水位”或者“中间观念水位”的位置不同。

• 另一种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是以每个文化内部的演进性，去否认一个文化在特定历史时刻的倾向性。比如，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说到巴基斯坦的“荣誉谋杀”。所谓“荣誉谋杀”，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一个男性，因为他某个女性亲属做出什么“有伤风化”的事情，比如通奸、私奔，甚至仅仅因为穿着有点暴露，就直接把这个女人给杀了。讲到这个现象时，我表示很愤怒，我这个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基督教国家以前也非常歧视女性，中国不也是，等等。显然，基督教世界历史上有过烧女巫现象，中国古代也有过将通奸女性“浸猪笼淹死”的现象，这和今天巴基斯坦的“荣誉谋杀”相比，其残忍程度，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当我们谈论文化差异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特定的历史时刻”的差异，也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的横切面里，不同文化是否存在着价值差异。毕竟，文化的冲突是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刻，400年前的英国人可能比今天的巴基斯坦人更加保守，但是他们不会相遇，会相遇的，是今天的巴基斯坦人和今天的英国人，所以特定历史时刻的文化落差很重要。

• 第三种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是以“普世价值”去否认文化差异的存在。根据这种观点，世界上存在着普世的价值，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是人嘛。因此，我们能够观察到文化差异，“其实”仅仅是政治差异，无非是一些统治者以高压方式蒙蔽人心，一旦高压消失，“虚假观念”也会随之消失，普世价值自然就浮现出来了。

• 儒家文明圈呢？似乎也没有拧成一股绳。在2019年皮尤的民调中，[1]全球对中国的正面印象比例最低的，居然是日本——只有14%的日本人对中国印象正面，而85%选择了负面。其他邻国也好不到哪里去，韩国选择正面印象的为34%，印度为23%，印尼为36%……事实上，亚太地区对中国印象正面的比例，平均而言，比非洲、拉美甚至欧洲更低。可见，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未必是同盟的保证。事实可能相反，距离有时候反而更产生美。

• 从这个角度来看，很难说中美目前的矛盾在多大程度上是“文明的冲突”，在多大程度上是利益的冲突、权力的冲突。比如华为和TikTok的争端，这里面“文明的冲突”成分可能很少。简单而言，就是两大强国在科技前沿、科技市场份额上的利益竞争。老实说，华为当年努力学习IBM的管理模式、TikTok体现的娱乐主义，这里面借鉴的，恰恰是当代西方文化的精神。如果不是因为利益竞争，美国应该为西方文明的传播而高兴才对。

• 这个案子具体谁对谁错，不是我们这次课要讨论的。值得关注的，是这场斗争中激烈的价值冲突。在支持同性恋者权利的一方看来，他们的平等权利被杰克给践踏了；在支持杰克的一方看来，他们的宗教和言论自由被州政府给侵犯了。一方要平等，一方要自由，这是典型的价值冲突。大家都知道，过去几年，这种冲突在美国愈演愈烈，从历史雕塑到变性人的称谓，从奥斯卡的获奖标准到教授们的言论尺度，处处都是文化战争的号角。

第五章 政治经济

智利：皮诺切特之后

• 这些改革，有些或许有必要，有些则仅仅是对政治压力的妥协。无论是智利还是其他国家，恐怕都不能忘记一个历史教训：在现实世界中，选择往往不是在“更好”和“最好”之间，而是在“更糟”和“不那么糟糕”之间。环顾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的经济发展轨迹，我怀疑，如果自由经济模式在智利被连根拔起，在废墟中生长出来的，未必是

委内瑞拉：如何毁掉一个国家？

• 大家想想看，一边是生产成本急剧地通货膨胀，一边是商品不让涨价，结果是什么？结果当然是商店关门大吉了。于是，委内瑞拉的短缺经济变得更加严重。我看相关报道的时候，有一个小细节印象很深，因为短缺经济造成人们到处排长队买东西，而政府觉得超市门口到处排长队太有损国家形象了，于是发明出各种办法限制排队，比如，只能在超市后门或者车库排队，或者人们按照身份证号码轮流出门排队，比如，身份证尾号是1，周一排队，尾号是2，周二排队，等等，可以说是各种荒诞不经。

新镀金时代？不平等的幽灵

• 不过，说到不平等，其实最严重的既不是发生在美国，也不是发生在中国或者任何具体的国家，而是发生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全球各国之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却很容易被人忽略的视角，因为我们常常把国家作为思考的容器，而这个容器有时候对思维会构成障碍。这方面，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BrankoMilanovic）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根据他2011年发表的研究，美国最穷的5%的人口，和印度最富的5%的人口的收入重合，也就是说，印度最富的5%的人口，平均收入和美国最穷的5%的人口的平均收入差不多。喀麦隆顶部5%的人口，和德国最穷的5%的人口重合；英国最穷的人和津巴布韦最富的人，有8%的重合度；等等。所以说，富国的穷人对于本国的富人来说是不幸的，但是对于穷国的穷人来说，又是相当幸运的。

• 我一直相信天赋、才华在人群中大体而言是均匀分布的，但是，由于出生不平等、教育不平等，事实是，我们都知道，科学家、律师、艺术家从留守儿童中出现的比例要远远低于城市中产家庭。如此之多的才华、天赋、梦想，仅仅因为出生而被埋没，真的是细思极恐。

• 第一个背景知识是，不平等是什么经济水平上的不平等？不同经济基础上的不平等，其分量是很不同的。简单来说，穷得吃不起饭，和穷得去不起夏威夷度假，含义很不同。如果我的生活能维持小康，那么我其实不介意比尔·盖茨比我富有1000倍、1万倍、100万倍。但是，如果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么，盖茨就算只比我富两倍，我也会感到义愤填膺。当年中国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其实很多地主富农的财产，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几乎是一贫如洗，但是这并不妨碍贫下中农对他们充满怨恨，原因就在这里。

• 第三个背景知识是社会流动性。如果贫富悬殊和阶层固化同时出现，那的确非常可怕。我们在北京的写字楼看到一个年轻保安，内心有不安，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现在的收入和技能，很难帮助他实现向上流动，我们知道他被“困住”了。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哪怕他欠一屁股债，多半也不会感到同情，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贫困是暂时的。更形象地说，如果住在一楼的人和住在三楼的人在不停地交换位置，哪怕一楼和三楼的层高在不断拉长，这个越来越长的距离本身，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政治的可能与不可能

•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the attainable-the art of the nextbest.”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可行性的艺术，是次优的艺术。这个完整说法，更清晰地呈现了它的“政治现实主义”指向。

• 大家也许会对我这种“不对称的”的说法有点困惑，为什么政治可能让社会变得非常糟糕，却未必会让生活变得非常美好？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政治可能扼杀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但是它却不可能替代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政治非常糟糕的时候，比如一个极权政府掌控一切，它可以摧毁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自发的社会组织、家庭乃至人性，使所有人的生活变成一场噩梦。可是，另一方面，当政治非常好的时候，它也只是制定一个相对公平的游戏规则——我前面讲到过，一场球赛踢得精不精彩，公平的游戏规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绝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球赛踢得精不精彩，除了游戏规则，还要取决于球员们技艺是否高超、配合是否默契。在这个意义上，好的政治注定只是美好生活的前一半，而后一半则取决于社会、市场、文化以及每个人的努力。这种不对称，就是我所理解的“政治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