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贫困女子

提倡同薪同酬也好，实施住房扶持政策也罢，或者是实现男女平等也行，无论哪种形式，只要能将普通女性的可支配收入增加3万～5万日元，或者让她们的实际收入能和男性有相同程度的增长，从事风俗业的女性都会大幅减少。女性不断流入卖身世界的现状，现今不再是个人问题，而是已演变成一个国家的问题。

如今的社会是男性占优势地位，生活困苦的女性即使拒绝了通过风俗业从男性获得再分配的行为，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充其量就是转而选择长时间劳动，最后牺牲自己的健康。

看护行业和贫困问题采访得多了，就会渐渐看清国家的意图或意向。说实话，国家对除国家的行政公务员以外的职员，根本就不愿意支付酬金。他们知道自己正在让协助运营公共事业的国民和市民生活在贫困阶层，并且有意让这些劳动者的生活尽可能地接近贫困线。

从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等临时职员、非常勤职员的情况和看护保险的制度设计就能非常明显地看出，国家和行政所追求的（针对不是公务员的劳动者）一定是“付最少的钱，达到最大的效果”。

我在采访福利行业和看护行业时，看到了深深依赖于雇用非正式化的公共事业中，太多令人绝望的现实。

如果从工作上就有薪资不平等的情况，那么其他政策都是无稽之谈

在1999年和2004年，《劳动者派遣法》分别进行过修订，整个社会的雇用非正式化不断推进。其中，雇用的非正式化推进最快的就是地方自治体。由于小泉纯一郎政权时代的结构改革，给地方自治体的补助金被削减了，于是政府机构转而开始压缩雇用费用。他们将此前由公务员负责处理的业务交给了非正式职员，于是，官制穷忙族便诞生了。

女性首先成为了他们的目标，图书管理员、护工、保育士、窗口接待等工作一项一项改为非正式聘用制。不仅业务部门的职员的雇用被非正式化，从2000年代开始，幼儿园、看护机构，最近连图书馆都开始整个被外包给民间运营，而自治体支付的委托费用又十分低廉，这些行业都变成了严重低薪现象的温床。

谷村女士就职的这家图书馆是由自治体运营的。八成以上的图书管理员都是非正式聘用职员，只有两成左右是公务员。而非正式雇用的图书管理员，无一例外都拿着仿佛计算好的等于最低生活水平的收入，签订了有期限的雇用合同。

日本派遣工真的难绷

一直生活在不安之中的谷村女士烦恼再三后做了一个决定——为了取得学艺员资格，她从4月起成了通信制大学的一名学生。一个因为公共机关的非正式雇用而烦恼的人，为了摆脱贫困却选择了去取得学艺员资格，这让我感到吃惊。然而这恰恰是大多数老实认真的贫困者的行为模式。想要取得医疗行政或看护类资格的人也属同类。

为了消除心中的不安，贫穷的人们不会去思考其中的原因，反而会着魔似的浏览那些印着各种职业资格的免费传单。然后，他们会为了取得那些难度较低的资格而开始学习。学习自然会花费一定的费用和时间，所以他们的生活会更加窘迫。可就算谷村女士学有所成，真的取得了学艺员的资格，能从事的也只有不存在生产行为的文化事业，她想要实现过上普通人生活的愿望，可能性依然很低。

她这样做不仅赚不回那些为了摆脱贫困而投入的时间和金钱，很可能招致相反的效果。最后增添更多烦恼，陷入恶性循环。被地方自治体非正式聘用，还在为了取得资格而学习的谷村女士，照这样下去，恐怕没有未来可言。

有一个纪录片也讲过因学致贫，或者说穷人做什么都能难翻身

如果连一个有3个孩子的贫困家庭都得不到最低生活保障，那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什么意义呢？

最低生活保障是一种求生手段啊，在日本生活真是太容易了，哈哈。

听着村上女士的遭遇，我想起自己身边有一个熟人刚好在接受最低生活保障。他和孩子两个人组成了父子家庭，已经接受了10年以上的最低生活保障了。
虽说算不上有钱人，但他住在都内超繁华地段，有一辆高级车，时不时还能从他身边一个接一个的恋人手上拿点零花钱，总之一直过着逍遥自在的无业生活。偶尔见面，他总是赞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项多么美好的制度。

这一段有点不理解，真实性感觉不好说，可能只是个例